薛靜:從“聯動”走向“浮動”的煤電市場化新篇

發布時間: 2019-11-13   來源:中國電力企業管理  作者:陳敏曦

  在受到一連串燃煤電廠破產清算的“噩耗”密集打擊后,進退維谷的煤電行業似乎并沒有迎來久旱之后的“甘露”。

  9月2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20年1月1日起,取消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對于尚未進入市場進行交易的燃煤發電電量,將現行標桿上網電價機制改為“基準價+上下浮動”的準市場化機制。至此,從2002年廠網分開后沿用至今的以標桿電價確定同省區煤電機組上網電價的方式,以及實施15之久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即將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在正式文件印發前,由國務院總理親自作出的“官宣”,再次彰顯了國家以市場化價格機制協調電煤與煤電、電價與上下游價格市場傳導途徑,實現實體經濟與能源經濟協同發展的緊迫性與意志力;而在產能過剩“遭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本已“負重前行”的煤電行業是否還有承壓空間?站在轉型十字路口的煤電企業又該如何自主命運?

  一時間,悲觀情緒彌漫于整個行業。

  有觀點從宏觀經濟和市場環境推測,在目前以降低用能成本為導向的改革進程中,取消燃煤標桿電價必然是對煤電行業中長期的利空,但從長遠來看,成本低、位置相對較好的發電企業則可以通過“直購電”形成相對利好,但這些都取決于供需關系,行業必然面臨洗牌。

  也有觀點立足改革進程判斷,改革的目的是希望以市場的“手”解決問題,而當改革措施無法達到助推實體經濟發展的目標時,只好借用“看得見的手”。短期內制造業的用能成本還將繼續保持下降,以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市場競爭優勢,但從長遠看,綠色能源發展的成本、煤電的社會成本都會形成對電價利潤空間的擠壓,這對于煤電、煤炭產業都會形成利空。

  眼下,應對和化解產能過剩已成為重要的政策追求。在供大于求的市場環境中,各電源間形成的替代競爭關系,特別是清潔能源對煤電的替代,證明市場化是促進綠色能源發展并同時實現電價下降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中,我國的電力系統已經實現從嚴格計劃下的平衡向市場化的方式轉型,2018年中,我國市場化電量占比已超過3成;各類型的發電機組通常選擇以低于標桿電價的價格爭奪有限空間內的市場電量。

  顯然,通過進一步擴大市場規模,以市場順價替代行政降價,已成為現階段改革的必然與訴求。而如何在“去產能”的前提下,通過釋放有效投資信號抑制不合理裝機擴張,以經濟性和市場手段倒逼能源轉型,則成為談論煤電走向的重要前提。

  “取消燃煤標桿電價,打破了‘一機一價’形成省內均值電價的歷史陳規,形成煤炭價格與上網電價,銷售電價與用電產品定價的聯動與傳導機制,是進一步擴大市場,并由市場順價或者逆序傳導電價的過渡性有效手段。而其背后的意義在于,現階段暫時沒有進入大用戶直接交易的一般工商業企業,可以通過電網批發、當地政府引導的方式,同享電力相對過剩階段的用電紅利;從較長一段時間或全局角度看,文件的用意之一,是著力于打破跨區、跨省送電的價格壁壘,形成不同電源在輸電通道允許條件下各地區間的又一次電力、電量的平衡與成本博弈。”中電聯行業發展與環境資源部副主任(正職級)薛靜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無論從短期還是中長期來看,對于煤電行業而言,地區之間、不同電壓之間、不同用戶之間的煤電價格必然在重新平衡中不斷被擠出本屬于電力企業的利潤,形成總體利空的波動過程。”

  從保價保量、到保價不保量,再到量價全部交由市場,顯然,在能源轉型與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市場化改革并沒有留給煤電行業過多的回旋余地。在意義重大的能源轉型和迫在眉睫的供給側改革背景下,無論改革沖擊如何洶涌,于煤電而言,在既定的轉型路線和緊湊的日程安排中,如何基于市場、基于政策走好眼下的路,或許將是比憧憬“詩與遠方”更務實的選擇。

      關鍵詞: 薛靜,煤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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